施旭:(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


摘要:西方学术总是带着偏见看待中国话语。“中国威胁论”“政府人民对立论”“政府操纵媒体论”“中国称霸论”都是典型代表。(逆)全球化时代,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有何语境,有何特征,有何规律,跨文化交际应该如何展开?本文提出,必须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的角度解读中国话语;这样不难看出,“霸权语境”“变化发展”“平衡和谐”“天下融通”“虚实相生”等等,是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和方略,同时也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和资源。


1.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困境:西方学术的陈词滥调 

国际主流学界对中国话语有一套特殊的解读定势。只要翻阅一下近些年国际期刊关于中国大陆话语传播的研究论文(且不包括用中国语言现象验证西方“普世”理论或“纯”语言现象分析的论文),就会发现这条规律。理论上它们设定,“中国政府总是为自身权威而操纵媒体、左右国内 /外舆论 ” (Chang & Ren 2018; Hincketal 2016; Li & Rune 2017; Lin 2015; Sun 2010; Wang 2017) ;“中国政府与人民/民主分离对立” (Esarey & Xiao2011; Gleiss 2016; Han 2015; Nordin & Richaud2014; Zhang 2013); “中国话语与正统话语有差异”(Calahan 2012; Hartig 2016); “中国图谋称霸世界” (Gong 2012; Le 2016; Zhang 2013)。在研究现象和问题上,便聚焦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Gong  2012; Lin 2015; Li & Rune 2017; Sun 2010; Zhang 2013)、“摆布”人民,或反过来,人民如何“反抗/托举”政府(Esarey & Xiao 2011; Han 2015),或中国如何“坑害”美国、“愚弄”世界(Hincketal 2016)。方法上,套用西方工具和模式,或凭借孤立个案,或拘泥只言片语,或依托“内容分析法”,以偏概全(Wang 2017)。结论也就不奇怪: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存在鸿沟 (Sun 2010),人民有各种 “反/托”政府声音(Esarey & Xiao 2011; Han 2015),中国给美国挖“陷阱”(Hincketal 2016),政府 /元首有操纵媒体的各种策略(Lin 2015; Li & Rune 2017; Wang 2017) ,政府有掌控世界的 “企图” “局限”(Gong 2012; Zhang 2013)等观点成为批评、质疑、诋毁中国的主旋律。

这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不仅罔顾中华文化、历史变迁、细节全貌,而且仔细分析会发现,支撑这一“奇葩”体系的是一套隐秘的“公理”:“美国西方代表的国际秩序是正道,不应改变”,“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另类”。按照这样一套逻辑推导出来的“中国知识”,与 Said(1978,1993)所揭示的“东方主义”话语,或与 Orwel (1949)在其《一九八四年》所展示的东方社会,本质上毫无区别,不过是新瓶旧酒,陈词滥调,只是在效果上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2.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出路:创新理论思维 

如何突破西方学术传统的藩篱? 我们认为,必须去认识和解释当代中国话语。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学术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当代中国话语有其特殊的国际语境、时代特征、行为原则、交际策略。一味承袭西方学术俗套,无视中国视角,只能加深误解,导致误判,失去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良机。坚持民族文化、历史、现实和学术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话语,推动合作共赢,开创世界未来。其实不难看到,一方面,中国在巨变,并在(逆)全球化的激荡中改变世界。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衔开启的一带一路建设,连通欧亚非大陆人民;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多项联合国决议文件的采纳; 十九大以后,国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另一方面,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里勃发生机。当代中国提出的“和谐” “民本”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无不与中华传统中的“和而不同”原则、“整体辩证”世界观等思想有关。再者,中国不(再)是孤立的话语主体。在(逆)全球化的激荡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尽管西方大国仍然操控着全球话语体系,分裂世界,压制包括中国的非西方国家,但是中国也在积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另外,围绕着中国话语、传播,有一群积极探索的学者,逐渐推动形成了一套中国话语学术体(Chen 201; Jia 201; 施旭 2010; Wang & Chen 2010),他们的工作为消解西方主流偏见,构建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话语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要采取上述提出的中国视角,勾画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和方略———当代中国话语的基本理论构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实现中国国家战略目标和人类发展理想的话语战略和策略。建设中国话语理论体系,揭示中国话语的现实与规律,筹划中国话语发展的战略策略,不仅可以展示中国的新气象、新品质、新作为,而且可以为中国发展、世界治理找到新指针、新启示、新路径,助力中国突破西方学术舆论围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3.当代中国话语的理论想象

“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可以为中国话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指导。从人类话语文化不一致、不平等的基本观点出发,文化话语研究强调植根本土、胸怀全球的视角,提倡通过话语研究文化多元对话实现学术创新,推动人类文化和谐发展(Shi-xu 2009; 施旭 2018)。从研究成果上看,文化话语研究揭露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挖掘东方话语体系的特征与问题,凸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与位置,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战略与策略(Miike 2009; Pardo 2010; Prah 2010; Scollo 2011; Shi-xu 2005,2009,2014; Shi-xu,Prah & Pardo 2016; Xiao & Chen 2009)。比如,亚洲学者提出,亚洲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社会和谐作为话语的基本原则(Miike 2009); 非洲学者提出,语言学家须致力于众多非洲土著语言的标准化,以扶持本土的经济发展(Prah 2010);拉美学者提出,话语研究的目标应从语篇转向语境,进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Pardo 2010)。

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话语研究”(Shi-xu 2014; 施旭 2010)已经提供了先期基础。作为“文化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实践,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在跨文化和跨历史的学术对话与反思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中国思维、视角、观念、策略、手段、议程,并将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衔接中国的现实需求。比如,哲学框架强调整体辩证的话语概念,理论框架强调言不尽意、平衡和谐的话语原则,方法框架强调多元材料、本土立场的分析策略,问题框架强调对于和平与发展事务的关怀(如城市发展、贸易纠纷、人权事业、国家安全)。但是,学术体系不能停止发展,中国话语及其国际语境更不会停止不前。恰恰相反,当代中国话语的发展及世界风云的变化呼唤理论的不断创新。

以“衰落的国际霸权秩序”为话语环境 在人类文化话语不平衡的互动、竞争、合作的复杂秩序中,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处于排斥、支配、霸主地位。在此大语境里,中国话语,就像整个东方话语一样,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但是,这种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秩序,在权力多级化的趋势下,出现了逆转迹象。以中国话语为代表的东方话语呈上升趋势。中国及新兴国家和国际团体不断进取和开拓,改变了以往“一超”主宰的世界秩序,为扭转国际安全危机、增加世界和平几率、提升国家安全水平,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响应,并被多项联合国决议文件采纳。在国家利益不断延伸的时代,中国牵头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联动机制,为本国及相关各国乃至整个世界创造了共筑安全、共护安全、共享安全的新契机、新空间、新渠道。从中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或文化的不同话语体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君不见,文化多元,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东方话语的理想和心声,正成为回应新冷战、二元世界、“美国优先”、逆全球化话语体系的新主题、新乐章。对于当代中国话语的实证研究来说,一方面应该揭露、削弱文化霸权的秩序和行径,另一方面应该关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而在实践方面,中国应该把握这一国际秩序改革的机会,一方面采取反对文化霸权的战略和策略,另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的话语软实力,包括建设中国话语体系。

以“动态发展”为话语常规 除了国际、全球语境的迁移之外,当代中国话语本身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易,变,运动,被中国人认为是世界万物的本质。经过短短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话语主题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和谐社会/世界”,进而走向“新时代”。中国报纸期刊及其他传播平台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国家的普通公民可以在公共空间发声并得到迅速广泛传播。一反几十年形成的国家、精英主导大众媒体的“常态”,普通民众和社会集团可以通过各种空前顺畅的途径对国家政府或政策提出批评或建议。另一个特别突出的深层次变化是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新理念和新表述: 觉悟到人类文明、文化、话语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中国人提出了极具中国色彩的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呼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新概念、新范畴。那么,中国话语实证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描述、阐释、评估中国出现的新主体、新话题、新概念、新范畴、新方略、新符号、新媒介、新渠道、新目的,等等,以及构成、支撑、统筹这些话语要素的“话语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中国应该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积极推动话语发展,创造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新机制、新平台、新空间,使话语变革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目标。

以“平衡和谐”为话语原则 当代中国话语,从道德原则的角度看,最为讲求社会的“平衡和谐”。贯穿中国历史的社会伦理主线是儒家文化,其在当代中国依然起着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和”,连同相关的“和为贵” “和而不同” “礼” “仁” “天人合一” “先礼后兵”等教义,可以说催生了当代中国话语的“和谐” “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多元文化” “合作共赢” “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价值观。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和”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制度之上,而当代中国的“和”含有多元、包容、平等之意,因此是平衡和谐。这种原则不仅反映在国家当今特别倡导的“民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和谐等,而且也体现中国始终坚持的国际关系立场,即避免冲突对抗,争取合作共赢。中国社会多元组织的出现,移动通讯、社交媒体的普遍运用,社会监督机制的加强,政府与人民沟通渠道的增加,等等,也都是该话语原则的体现与实施。那么,话语研究者的眼光应该投向社会和谐关系的话语构建、维系、发展、运用;同样道理,也应该投向社会矛盾的话语制造、升级、扭转; 特别要挖掘影响该话语原则的要素、技术、机制、程序。实践上,中国应该努力揭示倡导“平衡和谐”原则在当代中国和当今国际社会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并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努力实践这一原则。

以“天下融通”为话语策略 中国人看问题处理事务的方法向来是以其“整体辩证”世界观为基础的; 从话语的角度看,就是中国人在遇到困难、阻碍、僵局、危机、灾难或其他“坏事”时,往往谈及、讲求、强调、利用事物的全面性、联系性、两面性、转换性,以克服困难、排除阻碍、突破僵局、应对危机、化解灾难、淡化“坏事”。中华传统文化里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阴阳” “气”等等,都表达了中国人的“整体辩证”世界观,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 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柔克刚、良言逆耳等等,又给中国人提供解决这种世界矛盾的思考、辩解方法。这是中国人的心理,也是智慧,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话语策略。当代中国国内外面临诸多矛盾。西方大国围堵中国,中国提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的倡议,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 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来临时,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的后果,以阻止这种分裂破坏世界的做法。那么,中国话语研究,一方面,要运用这种“天下融通”的话语策略,去解构二元对立、孤立片面静止地论事的做法;要发掘该策略的使用语境、方式、效果,以评估具体话语实践;另一方面,可以针对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挖掘、设计“天下融通”策略的具体操作模式。实践上,特别是在当今“逆”全球化的涌动中,中国应该努力运用整体辩证思维,通过该话语策略的运用,大力推动人类的合作共赢,共享安全与繁荣。

以“虚实相生”为话语策略 由于意义不可、不易、或不应以语言来表达或理解,中国人往往采取“声东击西” “锣鼓听音”的办法,以克服语言-意义的“不对称性”矛盾。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语言从来就是被当作不可靠的东西:“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谨言慎行,沉默是金,“听其言察其行”,等等———都是言说视角下对语言形象的写照; “得意忘言” “依象尽意” “立象以尽意” “以少总多” “依经立义”———又是理解视角下对语言形象的写照。今天时过境迁,社会的发展,价值的变化,科学的要求,特别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达,等等,使传统的“言意关系”以及“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话语策略发生变异。但是,中国人对于语言和意义关系的非确定性、非相通性的根本观点和体验,没有改变。在中国人眼里,许多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说和做,不是一回事; “虚实相生” “听其言察其行”还必须是克服语言-意义困境的基本路线。因此,缄默、寡言、间接、含蓄、笼统依然是当今中国人的话语策略;寓言、诗句、成语是中国话语中常见的语言形式。那么话语研究应该探究“虚实相生”话语策略的具体构成方式、语境、效果,与实现中国话语原则的关系;对于实践来说,一方面必须找到该策略使用的合适语境(类型),另一方面提供充足的实现该策略的手段和机制。

当代中国话语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其实践的概念、价值、规则、策略等。爱国主义、艺术性、面子、关系、缘,等等,都在特定的场合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里只是提出体现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最为普遍的境况、变化、原则、策略。


4.结语

从西方话语分析、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大量文献,不仅未能创造新知,而且起着强化中国刻板印象、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效果。为消解西方中心论影响,服务人类文化多元和谐发展,文化话语研究,一方面研发、倡导话语学、传播学的文化创新战略,另一方面实践话语传播研究的不同文化模式,为当代中国话语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框架。本文提出,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角度看,当代中国话语是以衰落的国际霸权秩序为语境,以动态发展为常规,以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融通天下、虚实相生为策略; 这些特点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遇和资源。


文献来源:施旭.  (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J]. 外国语, 2018(5):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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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旭:(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


摘要:西方学术总是带着偏见看待中国话语。“中国威胁论”“政府人民对立论”“政府操纵媒体论”“中国称霸论”都是典型代表。(逆)全球化时代,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有何语境,有何特征,有何规律,跨文化交际应该如何展开?本文提出,必须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的角度解读中国话语;这样不难看出,“霸权语境”“变化发展”“平衡和谐”“天下融通”“虚实相生”等等,是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和方略,同时也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和资源。


1.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困境:西方学术的陈词滥调 

国际主流学界对中国话语有一套特殊的解读定势。只要翻阅一下近些年国际期刊关于中国大陆话语传播的研究论文(且不包括用中国语言现象验证西方“普世”理论或“纯”语言现象分析的论文),就会发现这条规律。理论上它们设定,“中国政府总是为自身权威而操纵媒体、左右国内 /外舆论 ” (Chang & Ren 2018; Hincketal 2016; Li & Rune 2017; Lin 2015; Sun 2010; Wang 2017) ;“中国政府与人民/民主分离对立” (Esarey & Xiao2011; Gleiss 2016; Han 2015; Nordin & Richaud2014; Zhang 2013); “中国话语与正统话语有差异”(Calahan 2012; Hartig 2016); “中国图谋称霸世界” (Gong 2012; Le 2016; Zhang 2013)。在研究现象和问题上,便聚焦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Gong  2012; Lin 2015; Li & Rune 2017; Sun 2010; Zhang 2013)、“摆布”人民,或反过来,人民如何“反抗/托举”政府(Esarey & Xiao 2011; Han 2015),或中国如何“坑害”美国、“愚弄”世界(Hincketal 2016)。方法上,套用西方工具和模式,或凭借孤立个案,或拘泥只言片语,或依托“内容分析法”,以偏概全(Wang 2017)。结论也就不奇怪: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存在鸿沟 (Sun 2010),人民有各种 “反/托”政府声音(Esarey & Xiao 2011; Han 2015),中国给美国挖“陷阱”(Hincketal 2016),政府 /元首有操纵媒体的各种策略(Lin 2015; Li & Rune 2017; Wang 2017) ,政府有掌控世界的 “企图” “局限”(Gong 2012; Zhang 2013)等观点成为批评、质疑、诋毁中国的主旋律。

这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不仅罔顾中华文化、历史变迁、细节全貌,而且仔细分析会发现,支撑这一“奇葩”体系的是一套隐秘的“公理”:“美国西方代表的国际秩序是正道,不应改变”,“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另类”。按照这样一套逻辑推导出来的“中国知识”,与 Said(1978,1993)所揭示的“东方主义”话语,或与 Orwel (1949)在其《一九八四年》所展示的东方社会,本质上毫无区别,不过是新瓶旧酒,陈词滥调,只是在效果上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2.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出路:创新理论思维 

如何突破西方学术传统的藩篱? 我们认为,必须去认识和解释当代中国话语。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学术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当代中国话语有其特殊的国际语境、时代特征、行为原则、交际策略。一味承袭西方学术俗套,无视中国视角,只能加深误解,导致误判,失去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良机。坚持民族文化、历史、现实和学术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话语,推动合作共赢,开创世界未来。其实不难看到,一方面,中国在巨变,并在(逆)全球化的激荡中改变世界。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衔开启的一带一路建设,连通欧亚非大陆人民;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多项联合国决议文件的采纳; 十九大以后,国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另一方面,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里勃发生机。当代中国提出的“和谐” “民本”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无不与中华传统中的“和而不同”原则、“整体辩证”世界观等思想有关。再者,中国不(再)是孤立的话语主体。在(逆)全球化的激荡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尽管西方大国仍然操控着全球话语体系,分裂世界,压制包括中国的非西方国家,但是中国也在积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另外,围绕着中国话语、传播,有一群积极探索的学者,逐渐推动形成了一套中国话语学术体(Chen 201; Jia 201; 施旭 2010; Wang & Chen 2010),他们的工作为消解西方主流偏见,构建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话语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要采取上述提出的中国视角,勾画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和方略———当代中国话语的基本理论构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实现中国国家战略目标和人类发展理想的话语战略和策略。建设中国话语理论体系,揭示中国话语的现实与规律,筹划中国话语发展的战略策略,不仅可以展示中国的新气象、新品质、新作为,而且可以为中国发展、世界治理找到新指针、新启示、新路径,助力中国突破西方学术舆论围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3.当代中国话语的理论想象

“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可以为中国话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指导。从人类话语文化不一致、不平等的基本观点出发,文化话语研究强调植根本土、胸怀全球的视角,提倡通过话语研究文化多元对话实现学术创新,推动人类文化和谐发展(Shi-xu 2009; 施旭 2018)。从研究成果上看,文化话语研究揭露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挖掘东方话语体系的特征与问题,凸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与位置,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战略与策略(Miike 2009; Pardo 2010; Prah 2010; Scollo 2011; Shi-xu 2005,2009,2014; Shi-xu,Prah & Pardo 2016; Xiao & Chen 2009)。比如,亚洲学者提出,亚洲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社会和谐作为话语的基本原则(Miike 2009); 非洲学者提出,语言学家须致力于众多非洲土著语言的标准化,以扶持本土的经济发展(Prah 2010);拉美学者提出,话语研究的目标应从语篇转向语境,进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Pardo 2010)。

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话语研究”(Shi-xu 2014; 施旭 2010)已经提供了先期基础。作为“文化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实践,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在跨文化和跨历史的学术对话与反思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中国思维、视角、观念、策略、手段、议程,并将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衔接中国的现实需求。比如,哲学框架强调整体辩证的话语概念,理论框架强调言不尽意、平衡和谐的话语原则,方法框架强调多元材料、本土立场的分析策略,问题框架强调对于和平与发展事务的关怀(如城市发展、贸易纠纷、人权事业、国家安全)。但是,学术体系不能停止发展,中国话语及其国际语境更不会停止不前。恰恰相反,当代中国话语的发展及世界风云的变化呼唤理论的不断创新。

以“衰落的国际霸权秩序”为话语环境 在人类文化话语不平衡的互动、竞争、合作的复杂秩序中,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处于排斥、支配、霸主地位。在此大语境里,中国话语,就像整个东方话语一样,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但是,这种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秩序,在权力多级化的趋势下,出现了逆转迹象。以中国话语为代表的东方话语呈上升趋势。中国及新兴国家和国际团体不断进取和开拓,改变了以往“一超”主宰的世界秩序,为扭转国际安全危机、增加世界和平几率、提升国家安全水平,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响应,并被多项联合国决议文件采纳。在国家利益不断延伸的时代,中国牵头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联动机制,为本国及相关各国乃至整个世界创造了共筑安全、共护安全、共享安全的新契机、新空间、新渠道。从中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或文化的不同话语体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君不见,文化多元,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东方话语的理想和心声,正成为回应新冷战、二元世界、“美国优先”、逆全球化话语体系的新主题、新乐章。对于当代中国话语的实证研究来说,一方面应该揭露、削弱文化霸权的秩序和行径,另一方面应该关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而在实践方面,中国应该把握这一国际秩序改革的机会,一方面采取反对文化霸权的战略和策略,另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的话语软实力,包括建设中国话语体系。

以“动态发展”为话语常规 除了国际、全球语境的迁移之外,当代中国话语本身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易,变,运动,被中国人认为是世界万物的本质。经过短短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话语主题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和谐社会/世界”,进而走向“新时代”。中国报纸期刊及其他传播平台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国家的普通公民可以在公共空间发声并得到迅速广泛传播。一反几十年形成的国家、精英主导大众媒体的“常态”,普通民众和社会集团可以通过各种空前顺畅的途径对国家政府或政策提出批评或建议。另一个特别突出的深层次变化是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新理念和新表述: 觉悟到人类文明、文化、话语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中国人提出了极具中国色彩的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呼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新概念、新范畴。那么,中国话语实证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描述、阐释、评估中国出现的新主体、新话题、新概念、新范畴、新方略、新符号、新媒介、新渠道、新目的,等等,以及构成、支撑、统筹这些话语要素的“话语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中国应该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积极推动话语发展,创造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新机制、新平台、新空间,使话语变革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目标。

以“平衡和谐”为话语原则 当代中国话语,从道德原则的角度看,最为讲求社会的“平衡和谐”。贯穿中国历史的社会伦理主线是儒家文化,其在当代中国依然起着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和”,连同相关的“和为贵” “和而不同” “礼” “仁” “天人合一” “先礼后兵”等教义,可以说催生了当代中国话语的“和谐” “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多元文化” “合作共赢” “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价值观。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和”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制度之上,而当代中国的“和”含有多元、包容、平等之意,因此是平衡和谐。这种原则不仅反映在国家当今特别倡导的“民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和谐等,而且也体现中国始终坚持的国际关系立场,即避免冲突对抗,争取合作共赢。中国社会多元组织的出现,移动通讯、社交媒体的普遍运用,社会监督机制的加强,政府与人民沟通渠道的增加,等等,也都是该话语原则的体现与实施。那么,话语研究者的眼光应该投向社会和谐关系的话语构建、维系、发展、运用;同样道理,也应该投向社会矛盾的话语制造、升级、扭转; 特别要挖掘影响该话语原则的要素、技术、机制、程序。实践上,中国应该努力揭示倡导“平衡和谐”原则在当代中国和当今国际社会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并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努力实践这一原则。

以“天下融通”为话语策略 中国人看问题处理事务的方法向来是以其“整体辩证”世界观为基础的; 从话语的角度看,就是中国人在遇到困难、阻碍、僵局、危机、灾难或其他“坏事”时,往往谈及、讲求、强调、利用事物的全面性、联系性、两面性、转换性,以克服困难、排除阻碍、突破僵局、应对危机、化解灾难、淡化“坏事”。中华传统文化里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阴阳” “气”等等,都表达了中国人的“整体辩证”世界观,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 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柔克刚、良言逆耳等等,又给中国人提供解决这种世界矛盾的思考、辩解方法。这是中国人的心理,也是智慧,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话语策略。当代中国国内外面临诸多矛盾。西方大国围堵中国,中国提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的倡议,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 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来临时,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的后果,以阻止这种分裂破坏世界的做法。那么,中国话语研究,一方面,要运用这种“天下融通”的话语策略,去解构二元对立、孤立片面静止地论事的做法;要发掘该策略的使用语境、方式、效果,以评估具体话语实践;另一方面,可以针对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挖掘、设计“天下融通”策略的具体操作模式。实践上,特别是在当今“逆”全球化的涌动中,中国应该努力运用整体辩证思维,通过该话语策略的运用,大力推动人类的合作共赢,共享安全与繁荣。

以“虚实相生”为话语策略 由于意义不可、不易、或不应以语言来表达或理解,中国人往往采取“声东击西” “锣鼓听音”的办法,以克服语言-意义的“不对称性”矛盾。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语言从来就是被当作不可靠的东西:“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谨言慎行,沉默是金,“听其言察其行”,等等———都是言说视角下对语言形象的写照; “得意忘言” “依象尽意” “立象以尽意” “以少总多” “依经立义”———又是理解视角下对语言形象的写照。今天时过境迁,社会的发展,价值的变化,科学的要求,特别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达,等等,使传统的“言意关系”以及“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话语策略发生变异。但是,中国人对于语言和意义关系的非确定性、非相通性的根本观点和体验,没有改变。在中国人眼里,许多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说和做,不是一回事; “虚实相生” “听其言察其行”还必须是克服语言-意义困境的基本路线。因此,缄默、寡言、间接、含蓄、笼统依然是当今中国人的话语策略;寓言、诗句、成语是中国话语中常见的语言形式。那么话语研究应该探究“虚实相生”话语策略的具体构成方式、语境、效果,与实现中国话语原则的关系;对于实践来说,一方面必须找到该策略使用的合适语境(类型),另一方面提供充足的实现该策略的手段和机制。

当代中国话语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其实践的概念、价值、规则、策略等。爱国主义、艺术性、面子、关系、缘,等等,都在特定的场合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里只是提出体现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最为普遍的境况、变化、原则、策略。


4.结语

从西方话语分析、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大量文献,不仅未能创造新知,而且起着强化中国刻板印象、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效果。为消解西方中心论影响,服务人类文化多元和谐发展,文化话语研究,一方面研发、倡导话语学、传播学的文化创新战略,另一方面实践话语传播研究的不同文化模式,为当代中国话语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框架。本文提出,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角度看,当代中国话语是以衰落的国际霸权秩序为语境,以动态发展为常规,以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融通天下、虚实相生为策略; 这些特点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遇和资源。


文献来源:施旭.  (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J]. 外国语, 2018(5): 90-95.

参考文献详情请下载原文:施旭:(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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