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旭: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理论与方法初探


摘 要: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利益延伸,超级大国的围堵战略,波谲云诡的世界形势,给国家安全既带来了风险,又带来了机遇。 新形势、新秩序、新时代条件下,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作为交际体制和交际规则的统筹系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与国家“硬实力”辩证相连,因此应该也能够成为保障国家安全、参与国际治理的利器。而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是开辟“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它不仅为前者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也拓展和创新“安全研究”本身。

一、国家安全问题与话语体系建设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正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最严峻的莫过于“中国威胁论”,以及与之相配合的美国等西方大国围堵中国的战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渲染“中国危险/威胁”的论调经久不衰,当前更有变本加厉之势。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无论政府、军方、媒体、还是学界———从二元对立、冷战思维出发,无视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需求,借其强势的网络和媒体力量,肆意放大、歪曲中国国家战略意图和国防政策,疾呼中国“危险” “强硬” “有野心” “不可信” “军事不透明”等等,造成国际四处不安和疑惧。在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里,中国被贴上美国首要“竞争对手”的标签,进一步加剧中美国家安全对峙。如果将这一话语体系与西方大国强力打压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看,便会发现两者其实是“里应外合”的整体战略:借“中国危险/威胁”之名,行遏制中国之实。美国将世界分裂为“盟友/非盟友” “安全体系内/安全体系外”两类,将中国置于后者,运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法律、网络、信息等手段,踩中国“红线”,威胁侵害中国核心利益。这种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攻击,围追堵截中国的霸道行径,不仅给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带来冲击,而且给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制造障碍。

而从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来看,中国在国家安全治理方面却又遇上百年不遇的利好机会。“9·11事件”以后,美国实力和道义下滑,致其主导近一个世纪的世界霸权秩序出现松动。纵观全球战略环境,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军事主义、极端主义等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些乱象背后,正是世界秩序上的权力失衡,规则失灵,道德失序,治理失调。尽管美国总想维持已有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从“美国优先” “退群” “催缴保护费” “征收关税”等不断上演的闹剧来看,已是力不从心。而正当此时,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加,促成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那么,在此消的世界霸权与彼长的多极格局之间就形成了交会区域。虽然这里会有碰撞的危机,但同时也生成了变革的空间。这种奇妙时空恰恰是中国参与世界秩序改革、推动国家/国际安全治理的重大机遇。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肩负大国义务和责任,因而对于消解国家安全的外部压力,推动全球朝着和平、公正、合理、平等的方向发展,中国有潜力,更有必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构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然而,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秩序和格局迅猛变化,而我国的国家安全实践和研究相对滞后,既有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并不能全面、有效地满足我们的现实需求。如何应对传统、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如何树立“共同安全”的理想,如何推动国际安全秩序改革与治理,已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着力打造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战略任务的重中之重。

面对国家安全的重大而复杂挑战和难得机遇,我们提出,我国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所谓“话语体系”,是指贯穿于某领域社会实践的交际体制和交际原则的统筹系统,它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实践的完成或成功。那么,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既是国家安全实践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安全实践的重要指针。在目前研究尚不足的条件下,概略地说,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应该具备以下基本要素特点:主体鲜明、体制健全、队伍精良、原则分明、底线清晰、信息准确、解释有力、策略丰富、技术尖端、内外协调、行动高效、接轨世界、检测有方;而贯穿于所有这些要素及其关系的是中国特色。这样一个话语体系,将有效指导国家安全实践,消解“中国威胁论”,传播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意图,为国际安全秩序改革提供中国方案,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

为了给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作为该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我们还建议,开辟国家安全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新方向:“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它起码应该包含4项工作:(一)建立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为安全学术的有效性和创新性提供保障;(二)全面、系统、深入分析和评估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典型案例,为未来安全实践提供经验参考;(三)对比分析中外国家安全话语实践,为中国理论与实践奠定深厚基础;(四)筹划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方针和策略,为中国国家安全事业的发展指明道路。在目前学术体系尚不健全,相关实证研究尚不充分,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发展方略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新型研究学科,必将对中国国家安全事业的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要求。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考验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可见,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包括开辟相关的学术研究工程,我们也已具备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二、安全研究的话语转向:

“安全话语研究”

近20年来从西方安全学界兴起一股“非传统安全”浪潮。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发,学者们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将研究视野、理论、方法扩大到言语传播、社会交往、非西方现实、人权、妇女等方面的现象和问题,凸显言辞表达、理解反应、交际传播在国家/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出现了诸如建构主义、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人的安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学派。他们普遍认为,“安全(security)”并非物质性现象,可以客观检测,而是通过社会构建、尤其是言语构建所形成的产物。比如,人们可以通过言语行为制造(不)安全,甚至暴力,并达到各种其他目的。又比如,国家机器或社会精英可以将一般公共事务定义为具有威胁或引发恐慌的事情,那么,后者便转化为公共安全事务,这样一来,往往国家资源可能被调动起来加以应对。根据这样的话语安全观念,Waever制定了安全研究的新议程—言语行为分析模式:

A major focus of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be the process of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When, why and how elites label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as “security” problems, when, why and how they succeed and fail in such endeavours; what attempts are made by other groups to put securitization on the agenda; and whether we can point to efforts to keep issues of the security agenda, or even to de-securitized issues that have become securitized?

(“安全研究”的重点应该在于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过程:什么时间、什么原因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将何等问题和发展趋势列入安全问题;这样的尝试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由于什么原因成功或失败的;其他组织机构在安全化议程中做出过什么样的尝试和努力;以及我们是否可以把已经被安全化的问题去安全化,或是提出试图不将问题列入安全化议程的尝试和研究。)

中国学者参与了“话语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讨论浪潮。他们不仅阐发了话语安全范式对于安全研究的创新意义,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运用中国伦理价值(如“保合太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和实践经验(如“上合组织”“亚投行”“一带一路”)去丰富和拓展话语安全研究的内涵,为世界安全秩序的改革提供新资源和新路径(如“人类共同安全”“共建安全”“合作共赢”“共享安全”)。

然而,实现了范式“革命”的安全话语理论,未能完全挣脱西方文化的束缚,尚存严重缺失。第一,受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后现代“革命”其实是从“现实主义”一极,走向“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拘泥构建过程,而忽视对构建的物质条件和环境的观察和追问(如主体参与,包括其身份、地位)、媒介选择(如英语)、渠道使用(如互联网、历史文化关系)。按此方式,我们只需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生产过程就够了,无需检查与此紧密配合的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第二,受“言语行为理论”“批判话语分析”等有限的西方话语理论制约,西方安全话语理论缺乏全面多元系统深入的跨学科和跨文化视角。照此观点,我们只要分析文本或会话就够了,无需关注话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力地位、(新)媒体技术的使用等等。第三,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角度局限,西方安全话语理论未能认识安全建构的文化多样性和竞争性,因而也不能解释比如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也未能提出破解世界霸权,重构全球安全秩序的方案。


三、安全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

目前,学界对“话语”的界定和概念认识不一,往往偏窄(囿于文本、会话),甚至混杂不清。本文的话语定义和含义是全面、综合、辩证的,即在一定历史、文化关系中,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通过某种交际渠道(书面、电子邮件),所进行的社交活动(单一事件、或系列活动)。简言之,“社交实践”。几乎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看作社交实践。这里显而易见,话语要素是多元的,包括交际主体、形式意旨、媒介渠道、缘由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内涵是丰富的,有身份、思想、言辞、信息、技术、策略、历史、文化;本质是辩证的,既是物质的(如主体、媒介、技术、行动),又是精神性的(如理解、评价)。其中,话语要素之间又有复杂的联系,如主体身份与言语意旨相互渗透、相互定义等。话语不仅是一种“软实力”(如表达力、说服力、吸引力),也可以体现或转换成“硬实力”(比如改变社会的力量)。这种话语观,在本体意义上,既符合中国注重整体、辩证的哲学,又与现代西方学者福柯、布迪厄的话语历史观、海姆斯的民俗交际观殊途同归。

我们的话语观,强调其“文化性”。这即是说,人类交际(human 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全球系统,虽然有共性,但是也存在着交际的多样性和权力竞争性。而这种多样性和竞争性却是学界常常忽视,甚至特意隐去的。中西话语的文化性,就表现在这两重关系上:一方面,它们有各不相同的观念、价值、认知、认同、表达和理解方式、交际媒介和管道、社会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等等;另一方面,两者又相互作用、竞争、渗透、合作等等。

那么,人类文化(多元)话语将如何发展下去?中华宇宙观认为,世界通过阴阳两极的循环互动达到平衡。人类文化多元的话语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它们并不是毫无目标、毫无演进地反复轮回,而是在每一次的循环中都达到更高———更加文明———的层次。照此理念,虽然目前以美国统治的西方霸权话语占据上风,但是“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比如,在全球化、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大潮下,霸权主义、“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嫌弃,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非西方、发展中世界和新兴国家提出的更加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共护和平”、共建“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全球秩序主张,开始赢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拥护。这些新概念、新倡议本身也推动着新的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增长。

以特定社群定义的话语,之所以被生成、被理解、被接受、被传承,之所以能产生重要效果、改变世界,靠的不是孤立的言辞运用或人物参与、媒介操控。话语之所以有效、成功,并得以不断再生和发展,是依托一整套相互协调的交际体制(如组织、设备)和交际规则(如原则、价值观)的综合系统。因为,第一,成功的话语,对其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有特殊要求,须具备全面、系统、协调的要素结构;第二,成功的话语,对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特殊要求,须遵循一定的概念、价值、认识、原则、程序。我们称这种特定话语社群,为成功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或者说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行使或依托的交际体制和交际规则统筹系统为“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支撑、指导、形塑、规约社交过程,因此也影响其结果。这体现在特定社会领域交际实践中的社会组织、价值原则、观念系统、权力关系、交际媒介与渠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之中。因此,话语体系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与其他相关话语体系形成张力关系,反映或折射特定的文化、历史、现实,并在实践中变化发展。话语体系是作为社交实践的话语的骨架,强健完善的话语体系,使话语充满活力;话语实践,如果残缺无序,不成体系,便会黯然失色,甚至适得其反。

话语、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智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2届联大会议上叫嚣要“彻底毁灭北朝鲜”,这种言语不仅对别国构成威胁并制造国际不安,其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暴力行为。类似地,2017年特朗普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美国的“竞争者”,这不仅制造了国际紧张,而且由于总统报告的政策权威性,又将导致中美、俄美之间乃至国际社会的不安。话语,可以指涉、界定、定义、描述、宣称、解释、评价、利用、指导国家安全(战争、和平)状况、能力、感受、行为;也可以制造、维系、加强、转化、削弱、毁坏国家安全((战争、和平)状况、能力、感受、行为;还可以谋划、制定、传达、执行安全战略和策略,如此等等。反过来看也一样,国家安全(和平、战争)状况、能力、感受、行为,不仅仅需要交际传播的物质条件(如社会组织、语言表达、信息工具),而且也需要概念、情感、知识、价值、规则等交际传播的精神要素。而话语体系是话语的物质和精神的规约系统,所以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必然在国家安全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总之,话语(体系)于国家安全,是内在的辩证关系;完善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成为国家“软实力”,也可以转化成“硬实力”。

因为任何话语都具有文化性,那么,国家安全话语就没有普世的标准,而且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安全话语也不是相互平等的。对于中国来说,建设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做法,而必须反映自己的文化传统,彰显自己的文化追求;同时还必须注重调整与其他国家安全话语的文化关系。这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提出的“霸权语境”“发展变化”“整体辩证”“平衡和谐”“言义错位”等理论,可以也应该成为建设中国国家安话语体系的重要指针。


四、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

目标与路径

在国家安全维护、大国关系博弈、国际秩序治理的问题上,世界各大国及相关组织都加速提升话语传播的水平。美国是高度重视通过话语来推行自己安全战略的国家。2005年美国国防部颁布《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2011年颁布《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在话语传播实践上,美国公开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反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国军力报告》等等,都旨在震慑相关国家、地区和组织,宣传美国的观念和价值,左右国际舆论,巩固军事同盟,维持世界霸权。

中国也越来越注重话语使用和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自1998年以来中国已发布9部国防白皮书;2002年中国正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2007年中国国防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自2011年起中国定期参与香格里拉对话;2012年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同年提出“亚洲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中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6年中国参与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组织“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论坛;2016年4月15日开启第一个“国家安全全民教育日”等等。

然而,必须认清,我国的安全(话语)体系建设工作只是近年来刚刚开启,与相关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没有一个强健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将直接殃及国家安全本身。目前大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加之意识形态分歧和战略博弈,我们不能指望超级大国主动放弃世界霸权、谋求“绝对安全”的观念和政策,更不能期待他们轻易接受中国倡议主张的“共同安全观” “新型大国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等等。恰恰相反,国际社会需要有高度文化自觉、全球意识的国家、团体、组织、机构,去采取积极主动的话语方针和策略,去抵御、削弱、破解世界霸权体系,包括其话语体系;同时,也需要进行文化多元对话与批评,发掘通向人类文化自由和谐的路径和手段。不瓦解、破除美国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怎能建立起多元和谐包容的新全球秩序?从逻辑上讲,前者是后者的条件;从实践上讲,两者可以同步结合进行,“打组合拳”,做到“攻防兼备”。

何为“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大体说,它应该具备以下一些基本要求:

主体鲜明:必须体现中国性,包括中国的自我认同、核心理念、文化传统、交际特色;

体制健全:必须具备全面、完整、协调的各种话语体系要素———从人员、思想、信息、设备,到渠道、程序、检测等;

队伍精良:必须有训练有素、品质优秀的团体;而这些团队应该分布在不同的领域(政府、媒体、学界、非官方组织);

原则分明:从人员队伍到机构组织必须拥有明确并行之有效的指导思想、规则,比如,它们应该表明对于美国的世界霸权的立场、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

底线清晰:必须拥有明晰的国家安全思维和行为界限,比如,明确国家安全的红线在哪里;

信息准确:必须掌握全面、充分、准确的信息和知识;

解释有力:必须努力贴近现实、具有说服力、感染力;

策略丰富:必须具备充分、多元、巧妙的传播和应对手段;

技术尖端:必须拥有高超的交际传播技术能力;

内外协调:必须能够进行(体制)内外配合、上下顺畅、优质高效的交流传播活动,这里的“内外”,涉及国家安全体制体系内外、国内国外、不同行业;

行动高效:必须不仅能够及时有效回应问题,而且能够主动设置议程;

接轨世界:必须运用便于相关国际社会理解的方式和内容进行沟通,并力图突破价值隔阂、权力冲突的藩篱,获得合作共赢;

检测有方:必须掌握估量本话语体系效力的方法和工具,并根据反馈结果指导未来实践。

在路径方法上,我们认为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必须依靠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指挥作用,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的协调配合。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其核心主体是国家。那么在中国,一旦有了党和国家组织机构的坚强领导,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将势不可挡。再者,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者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理论作指导。2017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这就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总纲领。与此同时,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必须结合中华文化智慧和伦理,比如整体观、辩证思维、“天下观” “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保合太和” “协和万邦”等。再次之,借鉴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把握国际动态。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实践性工作,必须植根本土,放眼世界。同时,必须运用正确的话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文着重阐释了话语、文化、话语体系及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目标。没有一个清晰、全面、系统的理论,不仅不可能完成体系建设,而且可能恰恰适得其反。因此,这也要求相关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智库、学者继续拓展、深化国家安全(话语)理论和实践研究,不断推进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理论创新。最后,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部门、团体,必须高度重视、精诚合作、充分协调,共同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五、建设战略的重要环节:

“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

话语体系建设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构建一个相应的学术平台和体系。文章开始提及,国家安全研究对话语安全的性质和作用尚缺乏足够认识;话语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话语研究必须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相应的话语研究,便不可能有全面、完善的国家安全研究。开启国家安全的话语研究,不仅仅是一项必要和急迫的任务,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研究的创新机遇。

为着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任务,为其编集资料、提供依据、建言献策,或以学术方式直接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展开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第一,建立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中国框架,包括哲学基础、概念理论、研究方法、问题议程、数据信息;第二,全面、系统、深入分析和评估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典型案例;第三,对比研究主要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第四,提出实践和发展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方针和策略。

(一)构建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为阐释、评估国家安全的实践提供工具。关于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政策、国际安全秩序治理等方面的话语问题,从主体、原则、策略、媒介,到受体、效果、检测,我国尚未形成独特、系统、明晰、统一的研究体系。而相关的国际学术体系,又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在(逆)全球化、大国博弈、“中国威胁论”的语境下,中国国家安全,不论其概念定义、条件状况、历史传统、还是发展战略,都离不开跨国界、跨语言、跨历史、跨文化的话语表达理解、对话交流、信息传播。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不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创新发展(如“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从上述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视角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建立全面系统深入的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这将对我国国家安全实践的认识评估和战略谋划产生重大作用,甚至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世界秩序改革提供中国智慧。

(二)研究国家安全话语的重大典型案例,为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构建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指导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实践的基础,取决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剖析、评估、总结。目前,我国的研究偏向战略和策略建议,少有全面系统透彻的实证分析。围绕中国国家安全典型现象和重大事件,亟需在三个领域展开系统调查:中方实践、外方反应、中外交流。其中,中国是如何向国际社会表述、解释、传播国家安全政策的(包括核心利益、安全战略)?“国家安全”的内涵、性质、特征、范畴是什么?中国是如何应对各种相关国际话语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不掌握国家安全话语的历史与现状,将不可能有效地推进国家安全发展,更无法在国家安全的国际交流与对话中掌握主动权;不及时、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目标“中国梦”的实现。

(三)揭示中国和相关强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异同,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发展提供借鉴。中国与世界相关强国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有何异同关系和权势关系?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美国/西方(政府、媒体、学界)是如何表述、阐发、反应的?中外之间是如何交流、较量的?在国家安全的国际传播话语方面,中国和美国/西方之间有何文化差异,特别是各自有何优势和缺陷?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别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为有效参与国际对话和国际秩序治理提供基础知识。研究工作可以聚焦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具体分析问题可以围绕主要大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轨迹,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政策,话语体系的主体(官方、民间)及社会结构关系,体系运作的机制和原则,基本交际传播特点和规律。

(四)探索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与策略,为国家安全事业发展提供指导。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投身于“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五国”“上合组织”等多项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跨国家、跨地区、跨大陆、跨海洋项目充满国家安全的机遇与挑战。在国际安全局势波橘云诡、国际秩序深刻变化、新冷战阴云四处飘散的形势下,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界必须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探索和谋划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发展和实施的方略与计策,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实践提供学术指导。

为切实有效完成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的研究任务,必须采取以下五个原则性方法:第一,植根本土。中国近年来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文化有密切联系。同时,中国的安全利益、安全战略又与国情紧密相关。因此必须依靠本土学者、利用本土学术、借鉴本土文化、面向本土现实;第二,放眼全球。人类命运息息相通,各国安全紧紧相连。在学术研究方面,各国也有不同的优势值得借鉴。所以必须以人类和谐共存为标杆、国际学术精华为资源,让研究体现全球人类境界;第三,材料多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安全实践有不同的形式、内容和性质。因而必须采集不同语境、数量充分的材料,观察和阐释也必须采取“听其言而察其行”的策略,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应该兼用;第四,学科交叉。国家安全是多元因素交融的复杂现象。必须注意相关学科的融合,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文化学、话语学、传播学、历史学等,以全面透彻把握国家安全问题;第五,便于交流。国家安全话语是文化竞争的领地,或者说分属于各不相同且相互竞争的话语体系。中国学者要力戒自说自话,努力使自己的观点、表述易于为国际学界所理解,以使跨文化学术对话与批评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应该恪守研究的基本原则:清晰度、可信度、可接受度。


六、结语

本文分析了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危”与“机”,指出“中国威胁论”是重大挑战、世界秩序松动和新兴国家崛起是难得机遇。在此情景下,笔者提出,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因为安全与话语辩证相连,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也应该成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利器。文章描绘了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构架与内涵,并建议开辟“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和实践,这也是“国家安全研究”的拓展和创新。


文献来源:施旭. 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理论与方法初探[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129-136.

参考文献详情请下载原文:施旭: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 Shi-xu
  • 新浪微博: 文化话语研究
  • 微信公众号: 文化话语研究
  •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联系

杭州师范大学恕园19-201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

邮箱:shi_xu@hotmail.com

版权

Copyright ©2010-2017 shixu.hznu.edu.cn all rights reserved.

制作维护:亿校云

施旭: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理论与方法初探


摘 要: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利益延伸,超级大国的围堵战略,波谲云诡的世界形势,给国家安全既带来了风险,又带来了机遇。 新形势、新秩序、新时代条件下,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作为交际体制和交际规则的统筹系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与国家“硬实力”辩证相连,因此应该也能够成为保障国家安全、参与国际治理的利器。而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是开辟“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它不仅为前者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也拓展和创新“安全研究”本身。

一、国家安全问题与话语体系建设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正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最严峻的莫过于“中国威胁论”,以及与之相配合的美国等西方大国围堵中国的战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渲染“中国危险/威胁”的论调经久不衰,当前更有变本加厉之势。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无论政府、军方、媒体、还是学界———从二元对立、冷战思维出发,无视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需求,借其强势的网络和媒体力量,肆意放大、歪曲中国国家战略意图和国防政策,疾呼中国“危险” “强硬” “有野心” “不可信” “军事不透明”等等,造成国际四处不安和疑惧。在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里,中国被贴上美国首要“竞争对手”的标签,进一步加剧中美国家安全对峙。如果将这一话语体系与西方大国强力打压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看,便会发现两者其实是“里应外合”的整体战略:借“中国危险/威胁”之名,行遏制中国之实。美国将世界分裂为“盟友/非盟友” “安全体系内/安全体系外”两类,将中国置于后者,运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法律、网络、信息等手段,踩中国“红线”,威胁侵害中国核心利益。这种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攻击,围追堵截中国的霸道行径,不仅给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带来冲击,而且给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制造障碍。

而从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来看,中国在国家安全治理方面却又遇上百年不遇的利好机会。“9·11事件”以后,美国实力和道义下滑,致其主导近一个世纪的世界霸权秩序出现松动。纵观全球战略环境,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军事主义、极端主义等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些乱象背后,正是世界秩序上的权力失衡,规则失灵,道德失序,治理失调。尽管美国总想维持已有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从“美国优先” “退群” “催缴保护费” “征收关税”等不断上演的闹剧来看,已是力不从心。而正当此时,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加,促成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那么,在此消的世界霸权与彼长的多极格局之间就形成了交会区域。虽然这里会有碰撞的危机,但同时也生成了变革的空间。这种奇妙时空恰恰是中国参与世界秩序改革、推动国家/国际安全治理的重大机遇。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肩负大国义务和责任,因而对于消解国家安全的外部压力,推动全球朝着和平、公正、合理、平等的方向发展,中国有潜力,更有必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构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然而,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秩序和格局迅猛变化,而我国的国家安全实践和研究相对滞后,既有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并不能全面、有效地满足我们的现实需求。如何应对传统、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如何树立“共同安全”的理想,如何推动国际安全秩序改革与治理,已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着力打造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战略任务的重中之重。

面对国家安全的重大而复杂挑战和难得机遇,我们提出,我国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所谓“话语体系”,是指贯穿于某领域社会实践的交际体制和交际原则的统筹系统,它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实践的完成或成功。那么,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既是国家安全实践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安全实践的重要指针。在目前研究尚不足的条件下,概略地说,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应该具备以下基本要素特点:主体鲜明、体制健全、队伍精良、原则分明、底线清晰、信息准确、解释有力、策略丰富、技术尖端、内外协调、行动高效、接轨世界、检测有方;而贯穿于所有这些要素及其关系的是中国特色。这样一个话语体系,将有效指导国家安全实践,消解“中国威胁论”,传播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意图,为国际安全秩序改革提供中国方案,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

为了给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作为该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我们还建议,开辟国家安全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新方向:“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它起码应该包含4项工作:(一)建立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为安全学术的有效性和创新性提供保障;(二)全面、系统、深入分析和评估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典型案例,为未来安全实践提供经验参考;(三)对比分析中外国家安全话语实践,为中国理论与实践奠定深厚基础;(四)筹划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方针和策略,为中国国家安全事业的发展指明道路。在目前学术体系尚不健全,相关实证研究尚不充分,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发展方略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新型研究学科,必将对中国国家安全事业的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要求。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考验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可见,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包括开辟相关的学术研究工程,我们也已具备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二、安全研究的话语转向:

“安全话语研究”

近20年来从西方安全学界兴起一股“非传统安全”浪潮。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发,学者们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将研究视野、理论、方法扩大到言语传播、社会交往、非西方现实、人权、妇女等方面的现象和问题,凸显言辞表达、理解反应、交际传播在国家/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出现了诸如建构主义、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人的安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学派。他们普遍认为,“安全(security)”并非物质性现象,可以客观检测,而是通过社会构建、尤其是言语构建所形成的产物。比如,人们可以通过言语行为制造(不)安全,甚至暴力,并达到各种其他目的。又比如,国家机器或社会精英可以将一般公共事务定义为具有威胁或引发恐慌的事情,那么,后者便转化为公共安全事务,这样一来,往往国家资源可能被调动起来加以应对。根据这样的话语安全观念,Waever制定了安全研究的新议程—言语行为分析模式:

A major focus of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be the process of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When, why and how elites label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as “security” problems, when, why and how they succeed and fail in such endeavours; what attempts are made by other groups to put securitization on the agenda; and whether we can point to efforts to keep issues of the security agenda, or even to de-securitized issues that have become securitized?

(“安全研究”的重点应该在于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过程:什么时间、什么原因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将何等问题和发展趋势列入安全问题;这样的尝试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由于什么原因成功或失败的;其他组织机构在安全化议程中做出过什么样的尝试和努力;以及我们是否可以把已经被安全化的问题去安全化,或是提出试图不将问题列入安全化议程的尝试和研究。)

中国学者参与了“话语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讨论浪潮。他们不仅阐发了话语安全范式对于安全研究的创新意义,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运用中国伦理价值(如“保合太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和实践经验(如“上合组织”“亚投行”“一带一路”)去丰富和拓展话语安全研究的内涵,为世界安全秩序的改革提供新资源和新路径(如“人类共同安全”“共建安全”“合作共赢”“共享安全”)。

然而,实现了范式“革命”的安全话语理论,未能完全挣脱西方文化的束缚,尚存严重缺失。第一,受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后现代“革命”其实是从“现实主义”一极,走向“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拘泥构建过程,而忽视对构建的物质条件和环境的观察和追问(如主体参与,包括其身份、地位)、媒介选择(如英语)、渠道使用(如互联网、历史文化关系)。按此方式,我们只需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生产过程就够了,无需检查与此紧密配合的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第二,受“言语行为理论”“批判话语分析”等有限的西方话语理论制约,西方安全话语理论缺乏全面多元系统深入的跨学科和跨文化视角。照此观点,我们只要分析文本或会话就够了,无需关注话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力地位、(新)媒体技术的使用等等。第三,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角度局限,西方安全话语理论未能认识安全建构的文化多样性和竞争性,因而也不能解释比如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也未能提出破解世界霸权,重构全球安全秩序的方案。


三、安全话语研究的文化转向

目前,学界对“话语”的界定和概念认识不一,往往偏窄(囿于文本、会话),甚至混杂不清。本文的话语定义和含义是全面、综合、辩证的,即在一定历史、文化关系中,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通过某种交际渠道(书面、电子邮件),所进行的社交活动(单一事件、或系列活动)。简言之,“社交实践”。几乎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看作社交实践。这里显而易见,话语要素是多元的,包括交际主体、形式意旨、媒介渠道、缘由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内涵是丰富的,有身份、思想、言辞、信息、技术、策略、历史、文化;本质是辩证的,既是物质的(如主体、媒介、技术、行动),又是精神性的(如理解、评价)。其中,话语要素之间又有复杂的联系,如主体身份与言语意旨相互渗透、相互定义等。话语不仅是一种“软实力”(如表达力、说服力、吸引力),也可以体现或转换成“硬实力”(比如改变社会的力量)。这种话语观,在本体意义上,既符合中国注重整体、辩证的哲学,又与现代西方学者福柯、布迪厄的话语历史观、海姆斯的民俗交际观殊途同归。

我们的话语观,强调其“文化性”。这即是说,人类交际(human 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全球系统,虽然有共性,但是也存在着交际的多样性和权力竞争性。而这种多样性和竞争性却是学界常常忽视,甚至特意隐去的。中西话语的文化性,就表现在这两重关系上:一方面,它们有各不相同的观念、价值、认知、认同、表达和理解方式、交际媒介和管道、社会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等等;另一方面,两者又相互作用、竞争、渗透、合作等等。

那么,人类文化(多元)话语将如何发展下去?中华宇宙观认为,世界通过阴阳两极的循环互动达到平衡。人类文化多元的话语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它们并不是毫无目标、毫无演进地反复轮回,而是在每一次的循环中都达到更高———更加文明———的层次。照此理念,虽然目前以美国统治的西方霸权话语占据上风,但是“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比如,在全球化、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大潮下,霸权主义、“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嫌弃,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非西方、发展中世界和新兴国家提出的更加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共护和平”、共建“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全球秩序主张,开始赢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拥护。这些新概念、新倡议本身也推动着新的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增长。

以特定社群定义的话语,之所以被生成、被理解、被接受、被传承,之所以能产生重要效果、改变世界,靠的不是孤立的言辞运用或人物参与、媒介操控。话语之所以有效、成功,并得以不断再生和发展,是依托一整套相互协调的交际体制(如组织、设备)和交际规则(如原则、价值观)的综合系统。因为,第一,成功的话语,对其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有特殊要求,须具备全面、系统、协调的要素结构;第二,成功的话语,对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特殊要求,须遵循一定的概念、价值、认识、原则、程序。我们称这种特定话语社群,为成功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或者说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行使或依托的交际体制和交际规则统筹系统为“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支撑、指导、形塑、规约社交过程,因此也影响其结果。这体现在特定社会领域交际实践中的社会组织、价值原则、观念系统、权力关系、交际媒介与渠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之中。因此,话语体系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与其他相关话语体系形成张力关系,反映或折射特定的文化、历史、现实,并在实践中变化发展。话语体系是作为社交实践的话语的骨架,强健完善的话语体系,使话语充满活力;话语实践,如果残缺无序,不成体系,便会黯然失色,甚至适得其反。

话语、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智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2届联大会议上叫嚣要“彻底毁灭北朝鲜”,这种言语不仅对别国构成威胁并制造国际不安,其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暴力行为。类似地,2017年特朗普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美国的“竞争者”,这不仅制造了国际紧张,而且由于总统报告的政策权威性,又将导致中美、俄美之间乃至国际社会的不安。话语,可以指涉、界定、定义、描述、宣称、解释、评价、利用、指导国家安全(战争、和平)状况、能力、感受、行为;也可以制造、维系、加强、转化、削弱、毁坏国家安全((战争、和平)状况、能力、感受、行为;还可以谋划、制定、传达、执行安全战略和策略,如此等等。反过来看也一样,国家安全(和平、战争)状况、能力、感受、行为,不仅仅需要交际传播的物质条件(如社会组织、语言表达、信息工具),而且也需要概念、情感、知识、价值、规则等交际传播的精神要素。而话语体系是话语的物质和精神的规约系统,所以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必然在国家安全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总之,话语(体系)于国家安全,是内在的辩证关系;完善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成为国家“软实力”,也可以转化成“硬实力”。

因为任何话语都具有文化性,那么,国家安全话语就没有普世的标准,而且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安全话语也不是相互平等的。对于中国来说,建设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做法,而必须反映自己的文化传统,彰显自己的文化追求;同时还必须注重调整与其他国家安全话语的文化关系。这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提出的“霸权语境”“发展变化”“整体辩证”“平衡和谐”“言义错位”等理论,可以也应该成为建设中国国家安话语体系的重要指针。


四、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

目标与路径

在国家安全维护、大国关系博弈、国际秩序治理的问题上,世界各大国及相关组织都加速提升话语传播的水平。美国是高度重视通过话语来推行自己安全战略的国家。2005年美国国防部颁布《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2011年颁布《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在话语传播实践上,美国公开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反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国军力报告》等等,都旨在震慑相关国家、地区和组织,宣传美国的观念和价值,左右国际舆论,巩固军事同盟,维持世界霸权。

中国也越来越注重话语使用和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自1998年以来中国已发布9部国防白皮书;2002年中国正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2007年中国国防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自2011年起中国定期参与香格里拉对话;2012年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同年提出“亚洲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中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6年中国参与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组织“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论坛;2016年4月15日开启第一个“国家安全全民教育日”等等。

然而,必须认清,我国的安全(话语)体系建设工作只是近年来刚刚开启,与相关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没有一个强健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将直接殃及国家安全本身。目前大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加之意识形态分歧和战略博弈,我们不能指望超级大国主动放弃世界霸权、谋求“绝对安全”的观念和政策,更不能期待他们轻易接受中国倡议主张的“共同安全观” “新型大国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等等。恰恰相反,国际社会需要有高度文化自觉、全球意识的国家、团体、组织、机构,去采取积极主动的话语方针和策略,去抵御、削弱、破解世界霸权体系,包括其话语体系;同时,也需要进行文化多元对话与批评,发掘通向人类文化自由和谐的路径和手段。不瓦解、破除美国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怎能建立起多元和谐包容的新全球秩序?从逻辑上讲,前者是后者的条件;从实践上讲,两者可以同步结合进行,“打组合拳”,做到“攻防兼备”。

何为“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大体说,它应该具备以下一些基本要求:

主体鲜明:必须体现中国性,包括中国的自我认同、核心理念、文化传统、交际特色;

体制健全:必须具备全面、完整、协调的各种话语体系要素———从人员、思想、信息、设备,到渠道、程序、检测等;

队伍精良:必须有训练有素、品质优秀的团体;而这些团队应该分布在不同的领域(政府、媒体、学界、非官方组织);

原则分明:从人员队伍到机构组织必须拥有明确并行之有效的指导思想、规则,比如,它们应该表明对于美国的世界霸权的立场、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

底线清晰:必须拥有明晰的国家安全思维和行为界限,比如,明确国家安全的红线在哪里;

信息准确:必须掌握全面、充分、准确的信息和知识;

解释有力:必须努力贴近现实、具有说服力、感染力;

策略丰富:必须具备充分、多元、巧妙的传播和应对手段;

技术尖端:必须拥有高超的交际传播技术能力;

内外协调:必须能够进行(体制)内外配合、上下顺畅、优质高效的交流传播活动,这里的“内外”,涉及国家安全体制体系内外、国内国外、不同行业;

行动高效:必须不仅能够及时有效回应问题,而且能够主动设置议程;

接轨世界:必须运用便于相关国际社会理解的方式和内容进行沟通,并力图突破价值隔阂、权力冲突的藩篱,获得合作共赢;

检测有方:必须掌握估量本话语体系效力的方法和工具,并根据反馈结果指导未来实践。

在路径方法上,我们认为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必须依靠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指挥作用,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的协调配合。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其核心主体是国家。那么在中国,一旦有了党和国家组织机构的坚强领导,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将势不可挡。再者,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者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理论作指导。2017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这就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总纲领。与此同时,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必须结合中华文化智慧和伦理,比如整体观、辩证思维、“天下观” “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保合太和” “协和万邦”等。再次之,借鉴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把握国际动态。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实践性工作,必须植根本土,放眼世界。同时,必须运用正确的话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文着重阐释了话语、文化、话语体系及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目标。没有一个清晰、全面、系统的理论,不仅不可能完成体系建设,而且可能恰恰适得其反。因此,这也要求相关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智库、学者继续拓展、深化国家安全(话语)理论和实践研究,不断推进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理论创新。最后,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部门、团体,必须高度重视、精诚合作、充分协调,共同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五、建设战略的重要环节:

“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

话语体系建设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构建一个相应的学术平台和体系。文章开始提及,国家安全研究对话语安全的性质和作用尚缺乏足够认识;话语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话语研究必须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相应的话语研究,便不可能有全面、完善的国家安全研究。开启国家安全的话语研究,不仅仅是一项必要和急迫的任务,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研究的创新机遇。

为着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任务,为其编集资料、提供依据、建言献策,或以学术方式直接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展开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第一,建立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中国框架,包括哲学基础、概念理论、研究方法、问题议程、数据信息;第二,全面、系统、深入分析和评估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典型案例;第三,对比研究主要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第四,提出实践和发展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方针和策略。

(一)构建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为阐释、评估国家安全的实践提供工具。关于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政策、国际安全秩序治理等方面的话语问题,从主体、原则、策略、媒介,到受体、效果、检测,我国尚未形成独特、系统、明晰、统一的研究体系。而相关的国际学术体系,又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在(逆)全球化、大国博弈、“中国威胁论”的语境下,中国国家安全,不论其概念定义、条件状况、历史传统、还是发展战略,都离不开跨国界、跨语言、跨历史、跨文化的话语表达理解、对话交流、信息传播。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不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创新发展(如“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从上述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视角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建立全面系统深入的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这将对我国国家安全实践的认识评估和战略谋划产生重大作用,甚至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世界秩序改革提供中国智慧。

(二)研究国家安全话语的重大典型案例,为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构建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体系、指导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实践的基础,取决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剖析、评估、总结。目前,我国的研究偏向战略和策略建议,少有全面系统透彻的实证分析。围绕中国国家安全典型现象和重大事件,亟需在三个领域展开系统调查:中方实践、外方反应、中外交流。其中,中国是如何向国际社会表述、解释、传播国家安全政策的(包括核心利益、安全战略)?“国家安全”的内涵、性质、特征、范畴是什么?中国是如何应对各种相关国际话语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不掌握国家安全话语的历史与现状,将不可能有效地推进国家安全发展,更无法在国家安全的国际交流与对话中掌握主动权;不及时、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目标“中国梦”的实现。

(三)揭示中国和相关强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异同,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发展提供借鉴。中国与世界相关强国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有何异同关系和权势关系?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美国/西方(政府、媒体、学界)是如何表述、阐发、反应的?中外之间是如何交流、较量的?在国家安全的国际传播话语方面,中国和美国/西方之间有何文化差异,特别是各自有何优势和缺陷?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别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为有效参与国际对话和国际秩序治理提供基础知识。研究工作可以聚焦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具体分析问题可以围绕主要大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轨迹,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政策,话语体系的主体(官方、民间)及社会结构关系,体系运作的机制和原则,基本交际传播特点和规律。

(四)探索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与策略,为国家安全事业发展提供指导。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投身于“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五国”“上合组织”等多项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跨国家、跨地区、跨大陆、跨海洋项目充满国家安全的机遇与挑战。在国际安全局势波橘云诡、国际秩序深刻变化、新冷战阴云四处飘散的形势下,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界必须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探索和谋划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发展和实施的方略与计策,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设实践提供学术指导。

为切实有效完成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的研究任务,必须采取以下五个原则性方法:第一,植根本土。中国近年来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文化有密切联系。同时,中国的安全利益、安全战略又与国情紧密相关。因此必须依靠本土学者、利用本土学术、借鉴本土文化、面向本土现实;第二,放眼全球。人类命运息息相通,各国安全紧紧相连。在学术研究方面,各国也有不同的优势值得借鉴。所以必须以人类和谐共存为标杆、国际学术精华为资源,让研究体现全球人类境界;第三,材料多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安全实践有不同的形式、内容和性质。因而必须采集不同语境、数量充分的材料,观察和阐释也必须采取“听其言而察其行”的策略,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应该兼用;第四,学科交叉。国家安全是多元因素交融的复杂现象。必须注意相关学科的融合,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文化学、话语学、传播学、历史学等,以全面透彻把握国家安全问题;第五,便于交流。国家安全话语是文化竞争的领地,或者说分属于各不相同且相互竞争的话语体系。中国学者要力戒自说自话,努力使自己的观点、表述易于为国际学界所理解,以使跨文化学术对话与批评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应该恪守研究的基本原则:清晰度、可信度、可接受度。


六、结语

本文分析了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危”与“机”,指出“中国威胁论”是重大挑战、世界秩序松动和新兴国家崛起是难得机遇。在此情景下,笔者提出,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因为安全与话语辩证相连,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也应该成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利器。文章描绘了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构架与内涵,并建议开辟“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指导和实践,这也是“国家安全研究”的拓展和创新。


文献来源:施旭. 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理论与方法初探[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129-136.

参考文献详情请下载原文:施旭: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


杭州师范大学恕园19-201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

国家安全话语智库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  邮箱:shi_xu@hotmail.com

Copyright ©2010-2017 shixu.hznu.edu.cn all rights reserved. 

制作维护:亿校云

  • Shi-xu
  • 新浪微博: 文化话语研究
  • 微信公众号: 文化话语研究
  •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